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：从武汉出土文物看千年江城变迁

何以江城？答案就藏在奔涌的(de)长江里。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，长江日报记者探访考古、历史(lìshǐ)及古建专家，解码武汉(wǔhàn)如何从“九省通衢”的地理枢纽，成长为长江文明(wénmíng)的重要见证者与(yǔ)参与者。武汉博物馆(bówùguǎn)馆长任晓飞以武汉文物为线索，系统梳理了从商周至明清时期武汉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，揭示文物背后长江贸易、文化融合与城市演进的深层脉络。 兽面(shòumiàn)纹十字孔青铜尊。 青铜器里的长江文明源头(yuántóu)： 盘龙城与商王朝的(de)南方经略 “武汉的城市史，可以从一件青铜器讲起。”任晓飞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出土于黄陂王家嘴墓地的兽面(shòumiàn)纹十字孔青铜尊。这件商代礼器肩部(jiānbù)夔纹凌厉，腹部兽面威严，其铸造(zhùzào)工艺(gōngyì)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，却蕴含江汉地域的独特审美。“它不仅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独特审美，也实证了这一区域(qūyù)在商王朝南土战略中的重要地位。” 这件青铜尊的发现地——盘龙城遗址，将武汉的城市历史追溯到了3500年前。作为长江流域迄今发现保存(bǎocún)最完整的商代(shāngdài)早期城市遗址，夯土(hāngtǔ)城垣、宫殿基址(jīzhǐ)、玉器、青铜器等遗存表明，盘龙城并非边陲之地，而是商王朝(wángcháo)精心经营的南方据点，标志着武汉地区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网络。 任晓飞特别提到“玉戈(yùgē)之王”——出土于李家嘴3号(hào)墓，长达94厘米的大玉戈：“这件器物不仅体现了巫礼文化对权力的象征需求(xūqiú)，也昭示了盘龙城主人在王朝(wángcháo)体系中的特殊身份。”而杨家湾17号墓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，则(zé)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金玉嵌饰之一(zhīyī)，其夔龙形制、工艺构思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，进一步证明了商代王权、工艺与信仰已深入江汉地区。 长江防御与漕运(cáoyùn)体系下的城市转型 随着历史(lìshǐ)演进，武汉的战略价值在三国时期凸显。孙权(sūnquán)筑夏口城（今武昌蛇山），将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。黄陂滠口出土的青瓷坞堡(bǎo)，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军事聚落形态。“围墙、角楼、谷仓的细节(xìjié)，说明这里已是具备自给能力的区域性中心。”任晓飞分析道。洪山石咀铜弩机上的铭文则更具戏剧性(xìjùxìng)——“郎吏缪曜私弩、将军郑贵私弩、将军赵濯私弩”，三人曾先后掌控(zhǎngkòng)此弩。“一件兵器串联起三国人物浮沉，也折射出武汉作为兵家必争之地(bīngjiābìzhēngzhīdì)的历史宿命。” 至隋唐时期，武汉(wǔhàn)因漕运勃兴迎来转型。李白“江城(jiāngchéng)五月落梅花”的诗句，赋予武汉“江城”的文化标识，武汉博物馆(bówùguǎn)展出的一件件唐代人物陶俑(táoyǒng)则勾勒出市井繁华。“胡人俑、武士俑、仕女俑同出，说明唐代武汉已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。”任晓飞指出，安史之乱后，江汉漕运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(jīngjìmìngmài)，鄂州节度使牛僧孺重修(chóngxiū)城垣、统辖两岸，为后世“三镇一体”奠定基础。 长江(chángjiāng)贸易网络中的武汉角色 宋代是武汉枢纽地位确立的关键期。湖泗窑出土的宋影青釉“瓜棱(léng)执壶”，以(yǐ)其温润釉色颠覆了“湖北(húběi)无宋瓷”的认知。“这些瓷器通过长江水系远销各地，证明本地手工业已(yǐ)深度融入长江贸易网络。”任晓飞强调。南宋时，鄂州更(gèng)因岳飞驻军和湖广总领所的设立，成为统筹数路财赋的军政中心。“货币流通(huòbìliútōng)与官署遗迹显示，武汉已从军事要塞转型为经济枢纽。” 明清(míngqīng)时期，武汉三镇格局(géjú)最终定型。明末清初的《江汉揽胜图》以恢宏笔触记录了这一巅峰：武昌城楼巍峨，汉阳码头繁忙，汉口(hànkǒu)商船云集。二妃山明楚王墓出土的成化蓝釉执壶、青花龙纹碗等器物，则揭示了王府贵族对长江流域奢侈品的消费能力。“汉口在明代中后期(zhōnghòuqī)崛起为‘楚中第一繁盛处(chù)’，正是长江贸易推动城市功能分化的结果(jiéguǒ) 。” 文物(wénwù)里的长江文明启示： 开放与(yǔ)融合的永恒主题 回顾武汉文物呈现的长江文明(wénmíng)史，任晓飞总结出三大鲜明特质：首先是(shì)枢纽性，从商代铜矿运输到明清漕粮贸易，武汉始终是长江流域(chángjiāngliúyù)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(jiédiǎn)，承担着连接南北、贯通东西的重要使命；其次是包容性，三国时期的青瓷(qīngcí)坞堡、唐代胡人俑、宋代影青瓷等文物，生动展现了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相互影响、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；最后是创新性，无论是盘龙城青铜器对中原工艺的本土化改造，还是湖泗窑独创的瓷器技术，都彰显出长江先民(xiānmín)在吸收外来(wàilái)文明基础(jīchǔ)上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。这三个特质共同(gòngtóng)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。 “《江汉揽胜图》中穿梭的(de)帆影，与今天(jīntiān)长江航运的巨轮遥相呼应。”任晓飞说，“文物告诉我们，武汉的基因里始终(shǐzhōng)流淌着开放与变革的血液，这正是长江文明千年不衰的密码。” 从商周青铜(qīngtóng)到明清瓷画，武汉的文物犹如一把钥匙，解锁了长江文明从萌芽(méngyá)到鼎盛的历史进程。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背景下(xià)，这些物证不仅诠释着“江城”的独特魅力，更为长江经济带(jīngjìdài)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。 （长江日报记者(jìzhě)樊友寒）